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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温度

2018-11-23 15:45:42

与白荣敏相识,时常能感觉到他友情的炽热温度。

浙江苍南的马站片区,旧称蒲门,闽南语读起来音如“浮云”。荣敏和我都是浮云人,少时居住在靠近大海的山弯中,听着风声,看着海浪、帆影而长大。不过,他的村子与我的老家稍远,隔着好几个大小海湾,无法成为稚年玩伴。及长,入高中读书,我在马站,他已到了福建福鼎的沙埕,期间他的一位亲密同学是我的好友,但奇怪的是,我与他彼此却没有交集。待到与他见面,已是年过三十之后,介绍人即他的那位亲密同学我的旧友。举杯把盏之下,一见如故,只是他肤白而儒雅,我色黑而粗放,像曾经失落于茫茫人海的黑白两兄弟,在旅次的异乡酒店蓦然相认。

在我们这样的乡下小地方,荣敏和我也算是写文章的人,彼此便有了很多共同的话题,他若来到灵溪,总想与我碰上一面,喝几杯酒,聊一些旧事和读书为文之道。我去了福鼎,也是同样。我二十来岁时曾在福鼎的城关生活过一年的时间,对此间的街巷市井倍感亲切,有青年时代的记忆垫底,加上荣敏友情的煽风点火,我的福鼎之行,每次都是趁兴而来,尽兴而归。有时还带回数册他赠送的地方文献,酒醒之后煮茶翻看,在前尘往事的搜寻中,把纷扰的世象与先贤的谠论一一印证,为我与他的友情添上了一个极有余韵的注脚。

好多年前,荣敏出过一册散文集《走过乡间》,书稿交给出版社前,曾拿来给我看过,让我提提意见。有不少文学青年或中年把书稿拿给同行过目,恳切地要对方提意见,其实往往是希望得到对方热情的表扬,一旦对方说出真实的他不愿意听的想法,通常会很失望,严重的连原来的一份友情也保不住。西哲有言:不能给朋友写评论,说好话读者不相信,说坏话朋友也做不成。信哉斯言。但荣敏显然不是这种人,读了他的书稿后,我写过一篇小评论,话虽说得客气,其实批评挺尖锐,他不但毫不介意,而且对我与他的友情似乎还有促进。此小评论各在福鼎、苍南两地的小刊物发表了,福鼎的那一家还是荣敏自己送去的。做为一个写文章的人,没有通常所谓文人的虚荣,这一点让我对他又增加了几分敬重。

过了一两年,文友间都说荣敏的文章大有进步。一次闲聊,他说也有我的功劳,那篇小评论确实点醒了他的一些写作问题。我听后,有点小得意,也有点惭愧。写作其实是很私人化的事,更多的时候需要自己去摸索和艰辛的劳作。何况我自己对于文学也是半吊子,只是我身上的匪气让自己有了大言不惭的胆量,胡说八道虽不是谋财害命,但的确也会添乱和耽误别人的事。再者,每个人写作的阶段不一样,面对的难题也不一样,一个人很难搔到另一个人的痒处。

这次荣敏要出版的《福鼎史话》,一年前也曾与我讨论过,记得我当时赞成他写这样的一部书。这要放在十多年前,我可能会泼冷水,因为那时我更相信比较狭义的文学创作(指小说、现代诗、记事性散文、抒情性散文和探索性的先锋文学等)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现在,我已觉得所谓的现代文学大可不必画地为牢,因为对于中国固有的传统来说,虽有文学这个词汇,但不等同于现在的概念。中国古人写作时所常用的词汇是“文章”,而文章的外延是相当宽泛的,这只要读读历代文人的选集、总集,就可以具体地感受到,从私人的信札、官员的奏章到朝廷的文告,从经、史之类的考辩再到禅林的公案,真是林林总总,包罗万象。优质的地方文史写作,理所当然可以做为文章或现代所谓文学的身份或形态出现。若是古代的文人,可能不会像我们现在这样纠结,大学者如晚清温州的孙诒让,一生对地方文史就下过很大的功夫,一部《温州经籍志》堪称浙南文化的之作,惠及后人实在良多。近如现代的鲁迅和周作人,对绍兴历代的地方志书和其它文献不但如数家珍,并且也花了很多精力校勘整理出版,此两人各成为一代文学巨匠,其中的奥秘你不能说没有他们在这方面钻研的原因。荣敏的这部书虽只是一册普及性的乡邦文史读物,但在写了这部史话之后,他对福鼎的历史、文化也会了然于胸,对今后的写作将不无裨益。

近几年,全国各地的地方文史写作非常兴盛,有专门的各类刊物,地方上的报纸有专版,政府有专门的机构,还有众多的民间爱好者,但水平参差不齐。这也是正常的,俗话说得好:十个指头伸出来也有长短。多数的缺点是叙述的方式死板且单一,材料没有经过自己的消化,成为变相的文抄公,并且这文抄公当得也很劣拙,抄出来的东西都没有什么新意和亮点。我把荣敏的这部书稿通读了一遍,可以看出他对福鼎历代的方志和现代人的一些地方文史研究论文均能转化为自己的语言,并能站在现代人的角度进行梳理、辩析,期间能自己发现一些问题,也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并且文字流畅,富有情感。如果站在比较官方的立场,这样的一部著作对地方的文化建设将起到很好的推进作用,对热爱家乡的人士和福鼎的年轻一代也将是一册很好的读物。

荣敏成年之后,一直在福鼎工作,对福鼎有很深的感情。也是这方面的原因,在这部书的文本中,他会时常跳出比较客观的叙述,直接发表自己的感想或插入自己的经历。从规范的历史写作来说,这也是“破格”了,但我想想,这也未尝不可,因为此书的定义本身就不是严格的历史著作,而是接近于近十多年来坊间流行的文化散文。正儿八经的历史著作读起来有点冷冰冰,荣敏的这部书,读起来时时能让人感觉到历史中的温度。

至于具体到福鼎的历史和文化,我对此没有研究,因此对荣敏在此书中对一些历史事实的描述和观点,实在是说不出自己的看法。只是要提醒他注意的是,由于历代的地方文献残缺不全,加上多数古人对史实、地理的描述缺乏科学和田野考察的精神,以讹传讹的东西相当不少,因此对某些事件不要轻易得出结论,该质疑的要质疑,该存疑的就存疑,可以大胆假设,但一定要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碰到孤证时,尤其要注意,有时候“搁置判断”也是很好的一种开放性思考。

荣敏的处事论文,依我的交往所见,很有一种晚明大儒刘蕺山所说的“诚意”内蕴。这也许是他于无意间得之,来自淳朴的家风、平正的性格和学养。也正是从无意间得之,他的这一内蕴展现就越发显得自然而亲切。在这部书中,这一点也有很好的体现。

白荣敏是一个有温度的人,所以他写出了这一部有温度的乡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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